“案板上的猪”

饭局上,雕花红木餐桌上围坐的八九个人都身体前倾,向着主宾的方向微笑。主宾是一位50岁左右的干部,靠在椅背上,声音雄浑、滔滔不绝。忽然,他把目光转向了一个30多岁身材矮胖的人,矮胖子立刻凑上去点头倾听,孰料是劈头盖脸的冷雨:“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懂!胡来!有你这么做事情的吗!……”矮胖子略一错愕,随即一边点头,一边笑着说,“您批评得对!是,是!我自罚一杯。”

李青山坐在矮胖子的旁边,不自然地盯着自己的餐盘,假装吃饭。这一桌,跟他一样,大多数都是企业家。马上有人活跃气氛讲了个笑话,一切好像平静的湖面上荡起了一丝涟漪,什么都没发生。

“我也装过。”作为一个商人,李青山毫不掩饰。“但是和小姑娘买个LV拎出去炫耀可不一样,她们是为了面子,我们是为了办事。而且有时候没得选择。”

上个月,他请一个“衙门里的人”吃饭。一般而言,主宾会定地点,但请“衙门里的人”吃饭,自有一套规矩。有的人比较敏感,会指定吃饭的场所。“不知道出于安全或者别的什么目的”,总之,李青山按要求把车开到了北京郊外的一个茶庄。不过是仿古的中式建筑,装饰很一般。一进包厢的门,他并不急着让官员坐主宾的位置,而是观察那个主宾的位置是否对着门开的方向,“他们不会坐到门开后一眼就能被看得到的位置。我并不是来行贿的,但是现在官员和商人一接触就很敏感,大家都得懂事点儿。”

落座,李青山小心翼翼顺着对方的话说,但又不能太刻意。“擅长的领域就多说几句,不擅长的就听,千万不要自顾自个儿开心,时刻关注对方的反应。一般不会在餐桌上谈什么业务上的东西,不过是熟悉下人面,让人家记得有你这么个人。”

点菜单上来后,李青山这才看出这个茶庄有些不一般。越往后看,越不淡定了。他算是见过市面的人,但是这一刻,一股无名火滋滋地燎着他的心。以酒水为例,一扎木瓜汁,倒出来两个玻璃杯的量。普通餐厅卖60到120元,高档餐厅卖200到300元,这里的价格是一扎980元。他自带了一箱拉菲,服务员说每瓶加收百分之十五的开瓶费,一瓶拉菲的市面价值以2万元计算,开了4瓶,开瓶费要收一万二。“此刻,就当我是一头案板上的猪”。

生气是免不了的,“我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,是辛苦赚来的,这摆明了就是玩我,宰猪呢!”但打狗还得看主人,他摸不清这家茶庄和眼前这个官人的关系。抬起头来,一副淡定的微笑,他对服务员说,“行啊,怎么收费按你们规矩来。”

这顿饭花了7万元。宾主相谈甚欢,执手相送。直到他上了自己的车,那张笑了一个多小时的脸才耷拉下来,狠狠地从兜里甩出一包烟,拿了一根,狠狠吸了一口,又狠狠地吐出来,好像这样才能把积攒的恶气给发泄出来。

“我真不是求他办什么具体的事。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业务要和多少个部门打交道吗?需要盖多少个章?受多少个有关部门检查吗?公司小的时候担心做不大,业务做大了更担心,不知道哪一环不得体就会卡住。我这是广结善缘啊。”他叹了口气。

“联想”柳传志也“装”过

李青山绝不是最委屈的人,连开头提到的那个矮胖子也不算。现在,提起企业家的称呼,不见得有多高贵,原罪论、炫富说等词汇就像泥巴一样粘在他们的脚底,怎么也洗不干净。

李青山不爱抱怨,起码现在政府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,承认他们在解决就业、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。“和老一辈比起来,我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个商人。”

但跟国有企业、政府官员站在一起,李青山仍然觉得自己矮了半截。“央企定义自己是国家长子,政府官员更得当长辈敬着。”有时候,李青山开玩笑,搞民营企业的,就是那个庶出的孩子,有地位没有?有!地位多高?得看人眼色。

他到过世界很多国家,看到当地合作伙伴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,“很不习惯”。一次在欧洲,一个政府部门官员来企业,走时临近午饭时间,企业竟然也没客气,就让对方这么走了。

“他们社会发展阶段和中国不同,市场经济比较充分。企业发展靠法来规范制约,靠市场机制优胜劣汰,而不靠人。不需要讨好谁,比较轻松。”他说。

“而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谁能不装?你说柳传志有没有装孙子的时候?”他反问道,“比起他们,最早一辈下海经商的企业家,我们装的痛苦程度可能还不及他们。”

这个一手创建“联想”的企业家,在最初的时候,也不得不“装孙子”。《联想风云》里面写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“中仪”公司。这两人一个想卖电脑,一个想买电脑,而且是用自己的钱,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“中仪”批准。因为政策原因,“中仪”掌握着买家的购买指标。

“中仪”的工作人员是个小伙子,满脸不屑,一口京腔,瞪着垂手而立的柳传志问:“你到底是外商还是中国人?要不你就是代理吧?”

“对啊,我就是代理。”柳陪笑道。

“代理就是外商。出去!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进来,你给我出去!”众目睽睽之下,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,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。

多年后,想起当时的情景,柳传志仍记忆犹新。“我实在受不了,”柳传志说,“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。当时我已四十几岁了,当着那么多人……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?”

那是个靠批文、指标做生意的时代,商人的自尊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渺小得如同一棵小草。

如今的商业大佬们,不但自己要经常装,也遇到过很多装的人。冯仑曾讲述了一个“感觉不太好”的学先进故事。

“海南泡沫最鼎盛时期也是信托公司最红火的日子。信托公司的老总是当时最有钱的。比如海南港澳信托投资公司,那是当时最有名的信托公司之一,牛到什么程度呢,所有人都找他们,排着队想见面,就是见不到老板。我和潘石屹他们那时很年轻,有理想,要学先进。好不容易有天见到港澳信托公司旗下一个公司老总了,人家离着好几米的距离跟我们谈话。

那时候我们就是几个小孩,想学点生意经,跟他请教公司怎么办。他呢,说了一通,包括怎么打牌之类的。见完他出来,我们兄弟几个面面相觑,感觉不太好。”

当红的信托公司高层装神秘,小的创业者装谦卑装隐忍装好脾气,即使同一个族群,在不同发展阶段,戴上的面具也不同。